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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要为这部国产处女作和平遥电影节，打上120分

文 | 闵思嘉

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颁奖典礼上，白雪执导、田壮壮监高宇制的《过春天》拿下了费穆荣誉单元最佳影片、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。

这个结果，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了。影片在首映那天，口碑就已经刷爆了朋友圈，后来加映了一场早上九点钟的场次，也几乎满座。

颁奖礼

费穆荣誉单元是个专门给华语电影新人设立的奖项，评奖范围是丹东参赛的处女作或第二部作品，去年文晏的《嘉年华》、刘健的《大世界》，都代表着华语电影中的新锐力量，平遥国际电影展里走出的，就是华语电影未来的一种新可能，再加上罗伯托·罗西里尼荣誉单元中赵婷的《骑士》，这个版图，更是再要拓展一角。

而今年，最大的赢家之一，无疑是《过春天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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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天我看到幕味儿公众号给平遥电影节打了100分，我觉得这不公平。

我想给这部电影和平遥电影节都打120分。

因为它们都超出了我对国内同行正常标准的期待。

这个120分，也是赞美这部影片对于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群体的关注——这个群体是时代的产物，是一种文化现象，囊括了关于代际、身份认同、家国故土等诸多复杂层面的问题。

而在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、堪称社会学文本的语境之上，《过春天》非常难得地借用了青春片的外壳，把这个本来就是在讲时代变化的故事，拍出了动感，一如它片名上的「过春天」。

在这之外，这个120分，同样也是给到平遥国际电影展的，除了东西比较难吃以外（当然这不是影展的问题，而是旅游景区存在的通行问题），平遥的观影体验，远超北影节和上影节这国内两大电影节，它拥有集中而独立的电影宫、六块银幕，放映质量和观影体验都非常好，在「小城之春」厅重看李沧东的《燃烧》就有非常明显的感受，它真正还原了《燃烧》在影像上的系统魅力，和在电脑屏幕上看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。

在这之外，影厅的集中、配套设施完善，使得在平遥看电影通勤上花费的时间为零，所以你在这里，一天最多甚至可以看完六七部影片。而这在北影节或上影节，都是几乎不可能的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，它是国内最接近戛纳这样的欧洲电影节模式的影展。

不过，相比之下，平遥国际电影展给人的感觉，更像是特柳赖德电影节，都在小城，又是景点，重要的是，氛围更注重开放自然，你在电影宫里晃晃就能随时遇到演员和导演，直接和创作者的交流也更多。马克·穆勒也曾经说过，想把平遥国际电影展做成中国的特柳赖德电影节。

平遥电影宫

回到电影上，《过春天》的复杂社会意义，来自其主角佩佩的双重身份，每一重都是港深地域、文化乃至政治特性所带来的遗留产物，一重是跨境学童，学在香港，睡在深圳；一重是水客，偷带水货iPhone，行色匆匆走过海关。

「过春天」这个词，放到水客身上的意思，是他们在走私时所使用的行话，意味成功过海关；而放到拿着香港身份证，刚好16岁的跨境学童佩佩身上，又是从少女迈向成年，跨越到一个新季节的意味。

每天过境上学的佩佩

像佩佩这样拿着香港身份证，在香港上学，住在深圳，每天需要过境上学的儿童还有很多，据统计，2017年春天，每天往返港深两地跨境就读的学童已经突破三万人。他们中有很多，是父母均非香港人，赴港生子拿下香港身份证的「双非」儿童。这样的身份，或许相对而言还会有稍强的内地归属和认同性。

但和他们相比，佩佩的「单非」身份恐怕还要复杂些。她的父亲是香港的一名保安，母亲则居住深圳，职业暧昧，终日沉迷麻将。每天往返两地的佩佩，不仅夹在地域的狭缝之间，也夹在家庭的夹缝之间：在香港，她度过自己的学校时光，有朋友，却很难称得上有家；在深圳，她有个象征但残破的家庭，却没有朋友。

原本在青年人身上共聚的这两块最为重要的、构成生活的两大版图，因为「跨境学童」的身份而变得分裂，也是佩佩及其所代表的一代人的群体，身份认同混淆的来源。

佩佩和好友Jo

影片也在影像上，用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来展示了这种分裂和港深两地差异化的空间。在香港的部分，多使用了手持镜头，随着人物的视点而晃动，剪辑密集，有很强烈的呼吸感，也与香港本身紧凑、拥挤、逼仄的城市空间浑然天成。当佩佩回到深圳的时候，镜头和景框都变得固定，镜头也更长。

而每一次佩佩进入到一个新阶段，比如进入到水客行业，又或者是在这个行业里走得更深一步的时候，影片都会采用定帧的方式，配以节奏感极强的电子乐，来将这种新阶段的感官刺激，放大到最强。

导演白雪在侯旭映后的对谈里讲到，自己为这个故事坚持了十年之久，往返港深两地无数次写下了数万字的笔记，有时候她都快要坚持不下去了，甚至去找人算命，对方跟她说，你再坚持一下下吧。听到这段话的时候，真的觉得无比动容。

如今让这部影片和我们见面的白雪，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次「穿越」，捧起奖杯的那一刻，跟片中佩佩经历阶段变化的定帧时刻何其相似，不过，也只有那么一刹那，现在，白雪已经进入了下一个新的阶段。

影片对于港深两地两种完全不同质感的影像风格，正好是从佩佩的视角出发构建的，那就是她眼中的香港与深圳。

一个充满诱惑、刺激、青春的冒险和试探边界的快感；一个虽然安全稳定，却充满成人世界的无聊和平庸之恶。

佩佩和阿豪

电影的英文名Crossing，显然具有着多重指向，它是佩佩过海关、过边境的穿越，也是走私行为、青春期跨入成年、从守法到违法的穿越，它同时在物理意义、生理意义和精神意义上得到叠加的强调，而文化身份上的穿越，则是其中最为沉重的一环。片中佩佩和阿豪那场暧昧的在身上捆的戏码，是唯一没有穿越边界的、青春期欲望的试探。

佩佩是拥有着跨文化身份的群体。她未曾在香港真的落地与生根，这也是为何在香港的场景中，从她视点出发的镜头，都更像一个观察者的原因，她是局外人。

但她毫无疑问也在努力地试图融入香港的文化圈。她对香港的体认，其实基本只停留在学校的才能进行正式实验领域内，对港人真正的生活方式、香港的文化氛围、社会状态的了解，几乎是处于一种真空的状态，所以她才会为好朋友Jo日本之行的邀约而拼命挣钱，并因此机缘巧合，通过Jo的男友阿豪，接触到水客的工作。

可以说，水客这个行业，更多是为佩佩提供了一个在学校之外，真正认识到香港社会和成人世界的途径。在花姐和阿豪所在的那个走私iPhone的狭小基地里，就是她切实触摸到香港规则的空间。

水客老大花姐和佩佩

由此，一直穿梭在双城之间，无处落脚的佩佩，也终于在这个法律边缘之地，得到了一个小小的、暂时的、摇摇欲坠的落脚点。

这在某种程度上，也与深圳被道格·桑德斯称为「落脚城市」的观察对应起来了，与香港隔2. 圆形摆体设计着后海湾相望的深圳，是一个让移民工人难以落脚的城市；与之相对，拿着香港身份证却难以融入香港社会的跨境学童一代，同样无法在香港和深圳之中的任何一处落脚。

在赴港生子的政策已经被叫停的现在，「双非」学童已经成为独有的历史造就的一代，「单非」学童的群体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。

「动感号」的开通，让香港到深圳二十六公里的距离，短到只有十四分钟，这条路，有起点，亦有终点。

但对于这一批被大支历史造就的年轻人而言，他们的起点被架空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现象里，终点，却不知要到何处去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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